王毅将出席《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
5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于5月30日在中国香港举行的《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
在当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2022年，中国与近20个立场相近国家共同发起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倡议。经过共同努力，已经完成《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谈判，并一致同意国际调解院总部设在中国香港。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近6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约20个国际组织将派高级别代表出席5月30日举行的签署仪式。当日下午将举办国际调解论坛，围绕“国家间争端调解”和“国际投资商事争端调解”展开研讨。
“国际调解院着眼以调解定分止争，将成为全球首个专门通过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重要机制。”毛宁说。
从参与国看，首批19个参与国以亚非拉国家为主。2022年以来，中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塞尔维亚、白俄罗斯、苏丹、阿尔及利亚、吉布提等十几个国家签署或支持《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联合声明》(Joint Statement on the Futur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决定共同发起建立国际调解院。
美国问题专家吕祥在接受直新闻采访时指出正规炒股配资官网，在当前国际社会中，亚非拉国家总体上处于弱势。尽管许多亚非拉国家加入了多种具有约束性的条约机制，但当他们涉及国际争议时，其利益通常难以受到保护，而且一旦卷入“绞肉机”般的司法或仲裁程序，其各种直接费用和人力物力成本都是难以承受的。
吕祥认为，毫无疑问，国际调解院的宗旨是努力促成共识，争取以最低的代价消弭分歧，其效率必将高于对抗性的国际司法或仲裁程序。广大亚非拉国家对于这一新型争议解决机制的热情，就充分说明了成立国际调解院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国际调解院总部设在中国香港，吕祥表示，香港是连接中外的高度国际化的节点性城市，在国际私法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私法领域，众多企业及个人的商务协议都愿意将香港选定为争议解决地，这使得香港近乎天然地在实施国际调解方面具有优势。将国际调解院建于香港，应该是全体创始成员的共同选择。
调解不是法律程序的替代
直新闻注意到，国际调解院强调“以和为贵”的东方调解传统，这与海牙国际法院的诉讼机制、国际仲裁的对抗性程序有何本质区别？国际调解院如何避免成为“另一个国际法院”？
对此吕祥指出，所有的国际法机构，无论是冠以“法院”还是“仲裁庭”之名，其在根本上都依赖于国家间的条约。这些机制虽非一无是处，但缺陷是明显的。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选择性地加入一些条约，而一些冲突的关键当事方也拒绝管辖。即便在其管辖范围内，受各种利益影响，判决或仲裁结果也时常偏离方向，或者根本得不到执行。
在吕祥看来，调解不是法律程序的替代，而是争取让当事各方在步入对抗性程序之前拥有一个非对抗性选项。从中国的这一社会实践衍生出新型的国际关系实践，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应有之义。
此外，调解的根本不仅在于“少讼”“无讼”，而且在于其程序不寻求对抗性的过程以及强制性的结果。通过调解让有关争议的各当事方自愿获致谅解并达成协议，这将是国际调解院的伟大尝试。
面对部分西方媒体所谓“中国另起炉灶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论调，吕祥指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重要创始成员之一，中国当然不是要去推翻现有的任何国际争议解决机制，也不会阻拦任何国家将其诉求诉诸现有国际条约，而是试图通过这一调解机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一个崭新的平台。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大规模阵营化对抗时代结束，世界呈现出两个不同方向的趋势。”吕祥指出，一方面，权力中心的分散化及多极化局面逐步形成；另一方面，具有最大历史存量且不愿放弃霸权的超级大国试图以单边力量控制各个地区，并通过各种方式制造区域性矛盾。形成于冷战时期的基于多边协议的国际司法与仲裁机制，已经难以发挥必要的效力。
“比如美国拒不加入《联合国海洋公约》，但又频频利用该公约在一些地区人为制造分歧与冲突，严重破坏了这一公约下仲裁机制的有效执行。”
在此背景下，中国以及国际调解院创始成员国共同认知到现有国际司法与仲裁机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试图通过调解让当事方消弭分歧达成协议，而非以带有强制性的判决或仲裁结果为目的。“这样的调解制止并非要取代任何国际仲裁机构，而是为解决各种国际纷争探讨出一条以促谈劝和为主要目标的新路。”吕祥说。
作者丨田鑫正规炒股配资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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